关于“重写文学史”的讨论在近十年来一直非常热闹，其实，对文学史的重新把握并非在这些年才开始，可以说，从现当代文学这一学科建立开始至今，文学史就始终处于不断的重写之中。每一个时代的人们都会从他所处的时代出发，用新的目光对历史做一番新的把握与认识，所以是否应重写文学史不是一个问题，问题是如何进行重写。近读谢冕先生主编的《百年中国文学总系》丛书，感到相对于过去的许多文学史写作，给人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。可以说，这是一套既有大的创新，学术分量又较为厚重的著作。其中体现出来的一些文学史的写作观念，我是很赞同的。
首先是打破了旧的“历史背景＋作家、作品”的文学史写作框架，把文学与思想史、社会发展、创作主体的精神变迁有机地融合在了一起，建立了文学与历史的一种平等对话关系。自然，文学的发展是无法脱离社会历史的影响而独立存在的。但在过去的文学史写作中，受一种狭隘的文学反映论和历史决定论的影响，文学仅仅成了被动出现的产物，而且这时的历史与现实，也常常不再是真实的历史与现实，而是被某种意识形态剪裁、钦定后的东西了。同时，作家的精神世界也常被忽略。而这套丛书已不再是简单的作家作品编年史，文学也已不再是某种意识形态的附庸，而是深入到文学现象的背后，力图挖掘其复杂的文化思想内涵，在这里，文学与历史没有了那种谁决定谁的关系，而达到了两者平等的对话与互动。既展示了一种文学现象“此时此地出现意味着什么”，又体现了世纪末的学人们对历史的新的思考。我想，丛书在这一点上是做得较好的。
作为一套十一卷本的大型文学史书系，著者们并没有贪大求全，而是如丛书副主编孟繁华所说的那样：“通过一个人物、一个事件、一个时段的透视，来把握一个时代的整体精神，从而区别于传统的历史著作。”（《百年中国文学总系·总序二）对于这样做的效果，也正如钱理群所说的：“关注‘一个年代’就更集中，更具有历史的具体性与可操作性，可以把容易为‘大文学史’所忽略（或省略）的历史细节（包括人们的日常生活等原生形态的细节）纳入视野，但研究眼光却要透过‘一个年代’看‘一个时代’，不但要对‘一个年代，的历史事件、人物的来龙去脉、前因后果，了然于胸，善于作时、空的思维扩展，而且要具有思想史的穿透力。”（《〈1948：天地玄黄〉）代后记》）过去的文学史著作常常为追求历史的全面而力求叙述的面面俱到，从而使得论述较为单薄，所以从这一点来说，丛书这样做是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的。
此外，这套丛书作为一种多人参加的集体著述，能够做到既保持了每个著者的个人的思想、风格的独立性，又有一种内在的整体统一性，也是很可贵和不容易的。所以，从总体上讲，这是一套严谨、扎实又有大胆创新的优秀的学术著作。
